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吕永龙教授，因其在全球生态与环境治理方面的国际贡献和影响力，应邀参加此次高层论坛并作报告。在所有报告者中，他是唯一一位科学家。吕永龙的报告题目是“加强跨文化交流，共建生态文明”，以下是其报告的摘要：
“我们身处一个文化财富无比丰富的世界。从亚洲的梯田到非洲的圣林，从美洲原住民的守护传统，到根植于中国‘天人合一’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每种文明都蕴含着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的深刻智慧。然而，长久以来，这些智慧一直彼此隔绝，各成篇章。现在是让它们真正展开对话的时候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推进全球生态治理，这是更广泛的全球治理议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努力中，文明间对话具有独特的作用。
首先，文明间对话可以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一环。当环境行动被视为外来或强加之物时，往往难以奏效。但是，当保护工作根植于社区自身的价值观和传统之中时，它便能真正扎根。受原住民土地伦理启发的生态系统保护、依据当地季节知识指导的再造林、由世代海洋文化塑造的海岸带守护实践，这些行动之所以成功，不是尽管有其文化特性，而恰恰是因为这些特性。跨文明的交流能够增强这些解决方案的价值。一个文明所知，另一个文明可以学习。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
其次，文明间对话是实现真正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加速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跨文化的共同学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社区主导的保护模式，只有在跨越不同文化传统共同设计、因地制宜并在实地落实时，才能发挥最大效力。绕过这种对话的可持续发展，有可能重蹈过去的覆辙 — 将普适的蓝图强加于多样的现实。
当前的全球生态治理架构仍然支离破碎。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协调，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配合，更需要各国跨越各自的治理传统进行交流，建立起只有真正对话才能创造的长期信任。这样的努力已经开始：中国与欧洲城市之间的生态城市伙伴关系、关于传统生态实践做法的南南知识交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必须将已经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推广并制度化。
请允许我提出三个具体步骤：
第一，将文明间对话，特别是生态文明的理念，纳入全球环境治理的方法体系中，并邀请不同文化背景的代表共同制定。
第二，探讨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一个自愿性的跨文化生态治理平台，让各国作为平等伙伴，分享各自的生态保护理念。
第三，进一步加强人员交流，开展必要的实地考察和研讨会，让发现与讨论真正发生，因为持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往往源于更深入的文明间对话。
我们的星球需要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文明的答案。它需要所有文明的对话与协作。当我们跨越不同文化彼此交流，不是独白，而是真正的对话，环境治理才能真正具备正当性、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让我们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生态文明，共同开启这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