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作为覆盖地球95%生物圈的互联系统，无法被条块分割地管理。因此打破部门壁垒、在不同海洋相关公约间形成协同至关重要。这需要从加强全球海洋观测与数据共享入手，以跨领域的科学知识支撑决策。当前多边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国家层面的行动不能停歇，其首要任务是保护并让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同时加速绿色转型。为此，迫切需要在金融、技术以及政策管理三个维度推动创新，尤其要推行覆盖全部海洋国土的综合性可持续规划。期待国合会能在连接关键知识与推动规模化行动上发挥核心作用，引领共建海洋与人类的共同未来。

本次“人海和谐”主题会议在厦门召开，意义深远。作为中国海洋科教的“蓝色摇篮”，厦门大学深知科技自强是实现人海共生的核心。实践中，厦门大学聚力有组织科研，打造“海陆空天”一体化观测体系，夯实创新基石；赋能数智化转型，以“海洋云”和AI技术驱动产业绿色升级；创新蓝碳与生态修复，牵头研发碳汇方法学并促成首宗交易，践行“两山”理念；深化协同创新，共建鹭江创新实验室，着力打造集科研、产业、人才、资本“四位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深化开放合作，牵头“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并建设国际海洋科学中心，支持申办BBNJ秘书处。

公海占全球海洋面积70%，承载95%的栖息空间和关键生态功能，今年刚生效的BBNJ协定是历史性的治理补白，但实施面临严峻双重挑战。科学上，公海物种90%未分类、基线数据匮乏，气候变化使静态保护区设计难以应对动态生态过程，全球观测系统虽近全覆盖，却高度依赖少数国家，数据空间不均且面临资金与萎缩风险。政策上，存在机制碎片化、国内立法模糊及渔业整合困难。未来需强化数据作为制度基础设施的责任分担与开放共享。同时，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重申对全球海洋保护的支持，同时加强远洋渔业合规监管、构建全链条可追溯体系，对标国际规则优化渔业补贴政策，并通过主动加强国际沟通提升多边进程参与。

当前物种灭绝速率是历史水平的百倍至千倍，海洋变暖或引发严重灭绝，扭转排放可降低70%以上风险。珊瑚礁面临白化等严峻威胁，我们团队自2019年起通过南海考察积累3.5万标本，揭示了珊瑚覆盖度向近岸递减、共生虫黄藻协同演化促进耐热等规律，并首次发现珊瑚礁是远超想象的巨大碳库，珊瑚鱼类的生命过程在碳封存中发挥关键作用。面向未来，需关注公海珊瑚礁保护缺口，加强濒危物种与珊瑚礁的协同保护。建议划定海洋保护地红线，建立海洋国家公园与OECMs庇护所，推进相关标准落地，同时加强陆海统筹与国际合作，以基于天人合一的解决方案助力海洋“30×30”目标实现。

BBNJ协定与“昆蒙框架”是全球海洋治理的未来基石，扭转全球渔业不可持续的现状，是这两大框架成败的关键。如今过度捕捞比例已飙升至37.7%，导致古老海洋物种在短短五十年内急剧衰退，不仅重创生态，更威胁全球三十亿人的生计。仅靠BBNJ协定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寻求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深度协同，让各项框架形成合力。我相信中国处于独特的引领地位，期待在联合国海洋大会上推动关键议题取得进展，把挑战化为共同成功的机遇。

海洋问题无国界，但治理体系长期各自为阵，BBNJ协定生效带来重构格局的机遇。第一，关于多边环境协定协同增效的政治共识不断深化，多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相关决议。第二，区域海行动计划（regional seas）是衔接全球与地方行动的桥梁。区域海战略方向明确了支持BBNJ和“30×30”目标的路径，并推动与区域渔业机构对话，将协同从讨论落到具体行动。第三，打破信息孤岛至关重要，环境署牵头的多边环境协定信息平台InforMEA和数据库ECOLEX让跨公约检索成为现实。建议通过知识和信息基础设施、科学标准互认与衔接、能力建设与惠益分享、机构安排相互支撑等方面，在保持各协定独立性前提下，加强协同增效的机会，向缔约方提供支持，减轻履约负担，推动在国家实施层面的增效。环境署支持海洋课题组提出的关于中国加入包括“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在内的多边机制的相关建议。

海洋的可持续性与内陆水域生态深刻相连。中亚的咸海曾是第四大内陆水体，其急剧萎缩摧毁了生物多样性与当地生计，巴尔喀什湖同样面临严峻压力，这些教训表明环境退化超越国界，亟需基于科学与共同责任的合作治理。国际法和多边公约提供了关键的法律架构，跨区域经验分享同样重要，中国在综合生态管理、跨境监测和可持续蓝色经济方面的实践值得借鉴。中亚地区尤其需要加强多边环境协定的协同增效，水安全、生物多样性、气候韧性与发展深层互联，必须统筹应对。海洋治理不仅要保护生态，更要守护那些依赖可持续资源为生的人与社区。唯有通过国际合作与知识共享，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命共同体。

海洋连接各国，却承受三重地球危机的空前压力，挑战不孤立，方案也不可割裂。治理碎片化的根源不在协定不足，而在实施中能否紧密衔接。核心思路是将海洋视为经济价值链中的基础设施资产，去投资而非仅仅保护。中国提供了政策、技术与多方协作的宝贵范例。从亚投行视角，我们的使命是将海洋友好原则嵌入基础设施融资，投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蓝碳生态及韧性设施。气候融资与海洋融资仍常被分隔在不同框架和资金体系中，加强公约协同有助于建立共享指标、统一目标、协调实施。我们正通过蓝色债券等工具动员私人资本，与多边伙伴协同，将海洋保护内化为价值链投资，真正实现人海和谐。

我梳理发现，全球现有多边环境协定已逾250项，但绝大多数聚焦陆地议题，仅有十余项涉及海洋，这与海洋作为地球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形成鲜明反差。海洋对人类福祉的巨大潜力及其生态危机的严峻程度，长期因观测能力不足和知识鸿沟而被低估。协定各有其责，却无一能独立完成使命，协同是必然选择。BBNJ协定诞生填补了公海治理空白，我们迎来了让所有海洋相关协定协同发力的契机。而要真正实现政策协同，科学也必须先行协同，为多边行动创造完整一致的知识基础，这正是科学-政策接口的意义所在。

南极周边海域是全球关键的碳汇和热量传输带，也是磷虾等众多南极物种的栖息根基。BBNJ协定的生效应成为契机，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的谈判注入新政治动力。

我曾推动欧盟与中国就“昆蒙框架”展开对话，亲眼见证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优先级极大提升，并以主席国身份认真倾听各方诉求，最终促成我们引以为傲的宏伟协议。BBNJ之所以是中国的大机遇，在于中国通过生态文明思想展现了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渔业可持续性正是关键突破口。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政策法律的切实执行，尤其是检察官公益诉讼制度，以及遥感和AI等先进信息系统的应用。我相信中国能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引领者，国合会正是持续交流与联合研究的重要平台。

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既有自下而上的，也有自上而下的。若只盯着鲨鱼、海龟等物种，就会忽视级联效应对整个生态结构的深刻影响。人类的开发利用已经大量消耗了鲸、海豹等物种，只是我们对这些影响研究远远不够。以湖泊为例，一旦鱼类被耗尽，整个系统就会变样，这与近海的衰退如出一辙。公海目前或许尚未全面显现这种冲击，但若放任不管，终将难以为继。FAO目前的统计报告主要反映捕捞生物总量，但其中多为小型鱼类，难以体现顶层捕食者的真实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态系统的实际面貌。希望IUCN能向FAO建议，在不改变整体统计框架的前提下，优化相关指标，让数据更贴近海洋生态的真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