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和谐与科学发展密不可分，任何海洋经济活动都涉及生态系统，不重视海洋生态环境的科学问题，健康发展便无从谈起。中国近海尤其要重视滨海湿地，从生态功能看，它是鱼类孕育场，能净化水质、固碳、栖息候鸟、抵御风暴潮。对中国而言，面积最大的是滩涂，约占滨海湿地的七成，因此它是中国滨海湿地中最重要的类型。合作共赢涉及共同富裕，中国人口众多，沿海渔民刚刚脱贫，发展海洋经济不能只看产值，更须兼顾就业与民生。最后我想呼吁，在科普宣传中应突出滩涂的基础支撑作用——候鸟之所以聚集，正是因为滩涂有丰富的底栖生物，仔稚鱼也依赖于此发育生长。这些都应被更清晰地传达给公众。

人类曾长期将海洋仅视为开采与运输的空间，如今我们明白，它是决定气候稳定与生态韧性的生命系统。条约本身不足以保护生态，必须扎根区域情境。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非洲委员会的定位不是外部伙伴，而是赋能者——通过海洋空间规划和共享数据系统，加强非洲的集体领导力。加速海洋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需聚焦四点：第一，强化海洋观测、数据基础设施等科技基础，这是可持续投资的基础支撑；第二，确保转型真正低碳且自然向好；第三，建设公正包容的经济，为脆弱沿海社区创造机会，让技术、资金、技能和体面生计真正惠及他们；第四，深化中非南南合作，基于共同设计、共学、共益，而非简单引进方案。

海洋正面临气候、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与粮食危机四重挑战，需要统筹应对。我认为核心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保护与恢复自然资本，核心原则是“不伤害”——停止有害渔业补贴，推广海洋保护区，并借鉴中国生态红线的经验，最关键的是让决策者看到建立保护区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第二，抓住海洋蓝碳机遇，完善公海治理，利用好BBNJ协定的落地释放更多投融资机会；第三，推动需求替代，野生捕捞不可持续，需要在更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与替代蛋白等技术上发力，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在这一领域引领未来。解决方案很明确，关键是注入金融视角与多边合作思维，我期待中国在BBNJ等议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下一代蓝色经济不能再靠索取更多资源来实现增长，而必须创造更高价值，用更小的生态压力换取更大发展。关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海洋产业的真正价值将来自知识与分子层面，第三代海洋生物制品，如海洋药物、功能食品和先进材料等，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人工智能正彻底改变海洋生物制造，能让研发更快、更精准、更易转化。福建和厦门具备引领这一探索的深厚基础；第三，随着BBNJ协定生效，负责任创新愈发重要。我们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而要把海洋遗传资源作为战略性资产，建设清晰、可信、可持续的体系。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并不对立，而是相互成就。

我想强调，中非合作的潜力巨大。在非洲，粮食安全仍是核心挑战，全球供应链的任何波动都会带来直接影响。海洋作为关键蛋白质来源，其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非洲可以向中国学习，如何在高水平发展渔业和海洋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海洋生态与自然资源。中国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正是非洲最需要的。我们期待搭建桥梁，将中国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投资引入非洲，共同推动可持续的食物体系。

近年来，我们与21个沿海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形成四方面的成果：一是为柬埔寨、泰国、斐济等国绘制科学用海蓝图，推动开发从粗放走向规范；二是在印尼等国推广“海上风电+生态养殖”立体模式，让碧海银滩变金山银海；三是持续发布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在多国开展红树林、珊瑚礁等抢救性修复，分享中国治理经验；四是共建海洋防灾减灾分中心，累计为60多国培养5000余名海洋人才。展望未来，我们有三方面构想：打造海洋空间规划国际共同体，已联合60余国发布八项行动；实施蓝色伙伴计划，在沿线开展碳汇监测与生态修复示范；启动海洋青年领袖千人计划，五年内为海丝国家培养千名青年管理人才。

埃及拥有红海和地中海约三千公里海岸线，旅游开发高度依赖珊瑚礁与海洋生态。我们形成了一套规范流程：先开展环境研究、绘制敏感性地图，再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立法，最终推动可持续旅游开发。我曾与厦门的专家团队合作开展珊瑚修复研究，通过分析自然、人类与气候因素间的相互关联，我们将这一“连通性”理念应用于埃及的旅游投资管理，引入了承载力评估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税等工具。这一框架至今指导着我们的政策。实践中我们注重跨部门协调，推动设立旅游环境协调委员会，建立酒店生态认证和环境监测系统，重视社区旅游和绿色投资。我们相信，红海与地中海沿岸是埃及蓝色经济最大的待开发机遇。

中国1.8万公里海岸带是人口与产业最密集的区域，经济增长长期与排放强相关，新兴产业还带来新型污染，生物多样性深受影响。将科学转化为行动需要五步：基于科学设定保护目标、动态监测与调控、利益相关方风险共担、跨部门政策协调、长期有效性评估。支撑这五步的是综合监测、先进模型、科学评估、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以及知识整合与分享。科学支撑政策的关键在于辨识生态临界点，建立早期预警与决策支持平台，最终形成适应性管理文化。

公海覆盖近半地表，仅有不到1%被完全保护。中国已展现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包括推动达成“昆蒙框架”，正式批准BBNJ协定并申办秘书处，签署了渔业补贴与港口国措施协定。当下有三大机遇：第一，为首届BBNJ缔约方大会提供政治支持；第二，推动2026年南极海洋保护区与生态磷虾管理取得突破；第三，强化区域渔业管理。

太古集团自1872年创立轮船公司起，海洋便塑造了我们的事业。如今，我们通过慈善信托基金持续回馈海洋，长期资助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站、香港大学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等科研基地，并在两校设立专项海洋科学奖学金，旨在巩固海洋保育的科学根基。实践层面，我们自2019年发起香港海洋保护平台，已汇聚超过50个科学家、学术机构、NGO和企业成员，积极参与香港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制定，推动保护区管理优化与OECM扩展。我们正与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国家渔业渔政管理局及香港海洋保护平台合作开展美丽渔村研学项目，为跨境社区共管提供实践培训。在国家积极申办BBNJ秘书处之际，太古愿搭建内地与香港及国际间的海洋保育桥梁，与各方携手，开启下一步行动。